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两种主要的工作环境之一,办公室出现于19 世纪90 年代。在1890—1990 的百年里,办公室在空间规划、设备工具、装饰风格等几个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文认为,尽管现代办公室设计的百年历史主要遵从了从泰勒主义到环境行为心理学的方法论转向,但沿袭了泰勒主义、科学管理以及现代性精髓的“效率性”,以及反映企业组织结构、人事架构、性别差异的“等级性”始终是现代办公室设计史发展的两条红线。本文将围绕办公室设计的空间规划,以“效率”与“等级”为线索,既以宏观视角呈现办公室作为社会文本历经现代化的过程,也在微观层面考察办公空间内部的性别与身份议题。

从1890 年开始的百年岁月里,“办公室”一直都被西方文化视为“现代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原型场所”[1] ;也正如英国建筑设计师、著名国际设计咨询集团公司DEGW 的创始人之一达菲所言,“办公室已成为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雇员最普遍的……体验之一。20 世纪晚期的主要景观就是办公室”[2]。19 世纪手工家庭作坊的专业化曾被视为工业化进程的标志性现象之一,但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办公室转向’——19 世纪末开始,大量雇员的工作场所从工厂集中迁移到办公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的文化与历史意涵甚至“被完全忽略了”[3]。本文将从设计史以及文化研究的角度,从方法论层面重点关注“效率性”在办公空间设计历史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从性别范畴的切入点讨论“等级性”对于不同性别身份的办公室雇员的差别化意义。

现代办公室的内部空间规划、路线移动导向、办公家具与设备、光线与灯光布置、色彩策略、材料运用、装饰风格等都被统一于“科学管理”、“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等凸显“效率性”的泰勒主义原则。20 世纪办公室设计准则“效率至上”是泰勒主义的主要体现,正如英国学者沃德海森指出的,“泰勒主义对于以效率为导向的设计美学的影响力正如包豪斯对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力一样深刻”[4]。19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泰勒主义,最初被运用于工厂等以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模式的工作环境,其宗旨是实现科学化管理:将整体任务分解为若干单元环节并分配给每一个工人,并认为当单体效率最大化的时候即可预见整体效益的最大值。这种分工合作、化整为零的理性主义在工厂车间得到了有效地印证之后,“也被20 世纪初期的办公空间设计所效仿”[5]。“从工作的例行程序来看,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更加相似了。”[6] 办公室内部被划分为负责各种具体工作的部门,同一部门的雇员处理同一环节的相似工作。除了工作环境不尽相同之外,在工作流程方面,两种群体都好似易被替换的标准零部件。从办公空间的规划来看,泰勒主义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通常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效率为导向,以工作流程为依据,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或空间移动为具体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办公室职员对工作与自我的控制权也被进一步削弱了。

20 世纪20 年代至30 年代的英美等国,求职市场不甚景气,很多办公室职员宁愿自降薪酬也要保住工作,雇主也因此无需在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增加任何投入,这十年也成为办公室设计史当中最平淡的年代。(图1)当时的办公空间,不论在家具设备、空间规划、光线环境、室内装饰等各个方面,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并无本质差异,“工业化风格的办公设备、寡淡的装饰,……只能从职员所穿的服装上才能看出与工厂环境的差异”[7]。工厂化、工业化、机械化的办公空间特征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 年代末。(图2)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 世纪50 年代,办公室设计出现了有意识的风格转型,“去工厂化”、树立不同于工厂车间风格的办公室设计意图十分急切。同时,随着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设计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办公场所内部空间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即时”的后现代

风格转向:多元价值与人性关怀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设计的认识论主导。然而,与私人空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迅速承载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教义演变路径的不同,尽管办公空间的设计程序里补充了多维向度的价值考核,以及从“雇主为导向”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以“雇主——雇员为整体”的立场,“效率”、“效益”等直接与资本逻辑挂钩的核心价值仍然处于强势的中枢位置。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与“技术”、“机械”、“工厂”、直升机翻译成英文“车间”等概念撇清关系是当时企业雇主最迫切的意图之一,也成为设计师努力创造独特视觉特征的主要推动力;各种新兴的办公设备,诸如打印机、复印机、录音机、电话应答机、出票机等,从体量、结构、工艺、材料、色彩、造型等各个方面进行重新设计,目的只为尽可能地消弭办公设备的“工厂化气质”;尽管如此,以结构作为基本造型语汇的机器美学及其视觉特征还是相对突出,且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周期。(图3)

1.1933 年使用巴勒斯(Burroughs)计数器设备的簿记办公室场景。图片来源:明尼苏达大学查尔斯·巴贝奇研究所,巴勒斯公司系列收藏,编号cb000186。

2.1934 年,美国公平永安保险公司的簿记工作人员正在使用穆恩·霍金斯(Moon Hopkins)品牌的速记设备办公。图片来源: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 史密森学会, 茱莉及其儿子(P.A.Juley & Son)系列收藏品。

3. 打印机设计的历史演变,由上至下依次为1880 年代、1900 年代、1920 年代、1930 年代、1940 年代、1950 年代、1960 年代以及1970 年代的典型打印机产品。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办公空间设计的线 年代的这十年。如果说之前囿于技术限制以及意识滞后等时代局限,办公空间的设计始终无法摆脱与工厂车间的工作环境的视觉关联的线 年代以来,以“模仿富有家庭的居住环境”[8]的思路更新,才真正确立了办公室与工厂工作环境相迥异的设计风格。当然,这一设计变革的成功,与当时就业时局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也不无关系;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文职工作,与工厂以增加薪酬为主要手段不同,办公室以休闲舒适的工作环境作为主要卖点。在20 世纪60 年代的西方国家,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的薪酬水平大致相当,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工作环境及其隐喻的身份认同。另外电脑办公自动化技术的逐渐普及,也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办公空间实现“脱工厂化”目标的重要外部因素。在这些技术的铺陈下,办公空间变得紧凑、简洁、干净,更加现代化了。从女性职员的性别身份视角来看,这一改变也具有另外的社会学意义。已婚女性成为白领工人,到现代化的办公室工作,一方面办公室里的新型人际关系网络弥补了久居家庭、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的断裂感;另一方面模拟家庭环境的办公空间设计也为其延续了熟悉的安全感。在雇主的立场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女性职员能更好地投入文职工作当中,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

泰勒主义对于现代办公空间美学的持续干预,以至成为20 世纪70 至80 年代崇尚自由、强调个体价值的英美文化中的“不和谐”因子。在企业利益为主导、雇主思维为本位的办公空间设计领域中,不论社会整体如何诉求去官僚化、去等级化,始终无法摆脱泰勒主义的辐射势力。byran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英国环境心理学家大卫·唐把20 世纪80 年代的办公室设计称为“企业效益的十年”:高速电梯、规则化空间、电脑控制的灯光系统、中央空调”等技术霸占的工作场所,消除了个人的控制力,从而实现了统一管理的可能性。[9] 在这种被技术掌控的人造空间里,人与外界环境的完全隔离,季节、天气、时间、地理等变化不会对室内办公工作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但长此以往,对久居办公室的白领人群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却产生了较大的伤害。20 世纪80 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集中出现大量“高楼综合症”[10] 患病人群,甚至导致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出现了“熟练办公技术型员工的用工短缺现象”[11]。至此,“效率至上”的设计价值受到了舆论与市场的双重质询,办公室设计方法论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再次出现明显的“柔性”转向。

从办公室设计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办公空间最有效的利用方式并非尽可能地提高公用办公空间的占有率,而是尽量合理化规划个体员工的人均办公面积,并扩大拓展公共空间的面积与功能——诸如咖啡室、瑜伽房、游戏厅、露天休息区等各种多用途的社交空间的设置——才能最大程度地缓解快节奏以及高压力的办公室工作对员工精神与心理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益及其对企业的忠诚度。事实表明,当雇员处于放松、舒适、宜人的工作环境时,才会主动地开发并高效利用其全部的工作效能。“这种思路很大程度上肃清了泰勒主义时期在办公空间设计领域遗留下的‘等级性’的符号意涵。”[12]即使如此,在标榜多元化、人性化、自由主义的21 世纪办公空间设计领域,在视觉层面仍然呈现出统一的、理性的克制面孔,有节制的后现代主义成为21 世纪以来办公空间设计的风格特点之一。可以说,在热闹的“反现代主义”的设计民主进程中,办公空间及其家具设备的设计独树一帜,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以方盒子等简洁几何造型为主的视觉语汇传统,黑色、灰色、白色、米色等中性稳重的商务色彩仍然是无法撼动的主流色系。正如梅尔森所言:“甚至直到今日,很多人在五步之外都很难辨别传真机、复印机和打印机之间的差异,这就是现代技术美学对于办公室(设计)的挟持。”[13]

英语词汇“Office”作为名词,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里对应的中文意思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办公室、事务所”、“政府机关、其建筑物”、“职位、职务”、或“职责、任务”[14];Office 来自拉丁语Officium,在古罗马时期亦代表了多重含义,诸如“服务”、“责任感”与“礼仪”等。“办公室”在中文语境中的意思可从字面进行解读:“办理公务的房间”,引申开,对内部员工来说是工作的地方,对外部消费者而言则是提供服务的地方。

如前文所述,自19 世纪90 年代起,“办公室”作为一种新兴公共社会空间类型出现伊始便被视作“现代性”的典型浓缩物。办公室及其工作类型集合了理性生产、高度流程化等现代性的主要特点。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写道:

“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创造了……一流的办公家具。”[15] 密斯·凡·德罗于1958 年设计的纽约西格兰姆大厦,一方面被视为国际主义设计风格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也是钢框架结构与玻璃幕墙等新技术的试水之作,同时也为之后20 年的办公大楼设计奠定了基础、树立了经典,更被视为“现代性”标签的集大成所在。密斯·凡·德罗曾将办公室比喻为“工作的机器”,显然是受到了柯布西耶在机器美学理念中将建筑比喻为“居住的机器”的灵感。不论如何,19 世纪末至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办公室设计美学确实受到了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直接且深远的干预力。

西方现代办公空间的需求以及设计项目集中涌现于战后年代,即20 世纪50 年代初,基本上等同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成熟,并逐渐演化为国际化设计原则的初始时期。基于科学化、效益化等管理学理论的办公空间设计,其主要特点呈现出以简洁、开放、灵活为主要视觉风格、功能化、模块化的空间组合体成为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主要趋势。20 世纪70 年代之后,办公室景观的开放空间设计原则不再新鲜,取而代之成为代表了低成本、高效率、现代化的办公室图像(Office Image):所有雇员聚集在无隔断的开放空间同时工作,由此而呈现出竞争力的、活力的、市场化的热闹场景。然而,开放化的“办公室景观”(Office Landscape)[16]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设计模式(图4),荷兰学者迪·克鲁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布局的办公空间的设计益弊兼有:益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强化了对工作量的认知,二是提高了工作期间的沟通效率。其弊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降低了雇员对于私密性功能需求的满足感,同时也相应影响了对工作的满意度;其次,这种开放式布局的办公室也并没有促进雇员之间的人际关系。[17]

4. 位于慕尼黑欧司朗办公室的平面图以及室内实景,典型的办公室景观(Bürolandschaft)布局, 由德国建筑师沃尔特·海恩(Walter Henn)设计,1963 年。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由此可见,开放式的办公室空间的设计趋势,其背后推动力仍然在于资本逻辑以及以雇主为主的价值导向。对于企业而言,开放式办公空间设计显然利大于弊;对于职员个体而言则当它论。完工于1973 年荷兰中东部城市阿培尔顿的比尔希中心(Centraal Beheer)保险公司办公大楼是设计师赫曼·赫兹伯格(Hertzberger H)的代表作品之一。(图5)该设计采用堆栈的方式,将每一个独立的办公空间作为一个模块,以线性但非规则的方式,按照个人化的需求进行排列分置,每一个“工作岛屿”单元中的六名员工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来装饰其内部空间。这种人性化的方式仍然符合了以功能主义为主要原则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从外部宏观看来每一个模块尽管各自独立,但仍然从属于某种连贯的整体风格;从内部微观来看,模块为体现个人意志、自由表达权利提供了操作空间。综合而言,比尔希中心很好地或解决或协调了企业与员工、整体与个体、公共与私人、稳定与变化、工作与社交、建筑与室内等矛盾关系,被称为办公空间设计史上的里程碑作品。

在办公室女性文职人员(Office Lady)这种新身份出现之前,绝大多数女性被囿于家庭生活,其身份认同主要途径来源于私人关系以及家庭生活。因此,办公室这种新型公共社会空间的出现,在宏观层面上,对设计史来说具有研究价值,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大众启蒙具有重要意义;在微观层面上来说,也是得以窥视女性身份在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实现等两个方面的生动文本。从设计史视角来看,大量存档历史图片资料也都描述出了女性与办公空间的亲密关系。(图6)

6.1930 年代英国办公室图景,大部分基层文职人员为女性。图片来源:办公室博物馆(Office Muesum)在线档案。

在父权制社会,不论是宏观的城市规划,还是微观的建筑及其室内环境,办公空间的设计往往直接而显在地体现了男女两种社会群体的存在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18][19]。办公室作为两种社会性别群体的共存空间,它的布局、位置、区域划分等也体现出了或隐或显的性别化差异。美国地理学教授多姆斯(Domosh,1992)将城市意象作为父权制社会的典型隐喻:“办公室以及办公室工作成为父权制经济的来源与站点;办公大楼的建筑造型可被视为勃起的男性生殖器;是一种被包装过的权力存在。”[20] 老式传统的办公大楼多采用严格的楼层区分,也因此被解读为“社会阶级制度”[21] 的结构表征与符号隐喻。人们首先在物理空间被严密地区隔开来,于是,在工作层面和精神交流层面的沟通、共享、移动、灵活、变通等新型办公工作的特点只是新兴办公室空间设计的伴生物。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琳达·麦克道尔以伦敦市中央商业区的办公空间为例子,论证了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互为同构异形物的论点。一方面,办公大楼的空间设计规制了员工的工作模式与人际关系准则;另一方面员工在办公空间的日常工作也成为“其定义、围合以及控制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关系产物”[22]。

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于1906 年设计的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拉金行政办公楼(图7)“第一次将办公楼建筑设计与管理学哲学结合起来”[23]。在拉金行政办公大楼里工作的大部分职员都是女性,为了迎合女性职员的心理需求,赖特特意采取了女性化的设计风格:简洁、轻质体量、采光充盈,与粗陋笨重的、男性的、工业化视觉语汇截然不同。一方面以自然光线增加空间的通透感,减少压抑的、闭塞的等负面心理感受;除此之外,安全感也是以女性职员为主体的办公空间所需的基本空间属性。在看似矛盾的需求面前,赖特一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减少建筑外立面的窗户数量以塑造出完整的建筑实体观感,同时也以中庭天井的方式尽可能地引入自然光线的方式解决了上述两难问题,成为20 世纪初首个以性别要素作为设计考量的办公大楼建筑作品。

7. 拉金行政办公大楼(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建筑外景与室内办公环境。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1875 年之前,英国的办公室职员清一色为男性[24],随着就业技术的推广和从业人员的基数增大,办公室职员的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不断下降。与工人相比,文职不再是具有显著社会优越感的职业,于是薪酬成本较为低廉的女性开始大量补充其中。布赖恩最早的电线 年代被女性取代;一个世纪之后,几乎90% 的电线 年代,随着打字机等新型办公室设备的引入,打字员这一新的文职工种的出现成为女性进入办公室工作的敲门砖。从此之后,女性群体迅速取代男性,成为办公室文职人员的主流性别群体;19 世纪90 年代末,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办公空间采用男女职员分处两室的做法[26],尽力为人数居多的女性职员提供更人性化的办公环境,隐私性与“男女有别”的性别观念曾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图9)20 世纪初,行政秘书类工作逐渐成为女性化职业,一方面来自于女性群体自身的工作意愿,另一方面雇主也更倾向于雇佣薪金水平较低的女性员工来担任此类工作。[27]“1911年的英国办公室文职人员总数中,女性占据了3/4 的比例。”[28]

8. 西部联盟电报公司主办公间,大部分电报操作员都是女性。纽约,1889 年。图片来源:早期办公室博物馆在线 年, 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办公楼内部实行以性别分区域的办公空间规划。图片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来自纽约城市博物馆, 拜恩(Byran)系列收藏品, 编号:93.1.1.6910。

对空间的自主划分权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灵活的资源掌控权。空间的独立性和私密性与信息密级成正比,与信息流通级数成反比;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路线一般是由密闭空间向开放空间流动,由男性雇员向女性雇员传达。隐私权、光线、空间配置权的多寡直接与个人身份相关联:由于女性通常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例如接待员、文秘、后勤等,一般处于办公室空间的入口或中间的地方,使得上层领导可以随时快捷方便地找到她们;由于处于空间中部或入口处,缺少户外的自然光线,只能较多地依靠人造灯光的使用;与男性高层管理人员的独立办公空间相比,隐私权对于身处基层工作岗位的女性职员而言也是另外一种很难获取的优越资源。另外,女性职员所占据的平均空间面积与她们的薪金一样,也远低于她们的男性同行。

20 世纪80 年代末,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是最典型的“性别区隔空间”,“经理清一色是男性,而行政办公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除了办公空间的物理隔断之外,男女雇员日常工作的交流与沟通也很疏离”。[30] 女性白领雇员的工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开放的”楼层与位置,相反“男性工作空间的私密性就要好很多”。[31]

大量研究认为,尽管职位,而非性别,才是员工办公空间位置排列的首要参考因素,然而现代白领阶层的职位系统实质上仍然是“基于性别的社会劳动分工”准则的产物,因此,从办公室内部的空间分配来说,性别化的特征还是相对明显:女性员工多居于办公室格局中的开放空间或边缘位置。美国犹他大学教授桑德斯托姆等人的研究表明,职业等级的高低与办公空间的私密性成正比:大概75% 的秘书(大部分为女性)需要共用办公室;55% 的图书管理员、会计等共用办公室;只有18% 的中高层管理人员(2/3 为男性)共用办公室。[32][33]秘书等女性主导的职位与高级管理人员等男性主导的职位相比,前者在物理空间的私密性权利上配比最低,后者最高。

20 世纪以来,办公室室内空间的规划设计及其家具设备的配用等,都普遍遵循两种线路:高级别员工的办公环境呈现等级化与符号化特点,而普通员工的办公空间则表现出明显的模块化、集约化的设计原则。空间的位置、布局、光线、设备、装饰等都具有明显的等级与符号差异。(图10)“私密隔离的、与外部空间联通的、大尺度办公桌、独立卫生间、木制书柜、价值不菲的艺术品”[34] 等都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办公空间属性;级别较低的普通职员,他们的办公环境往往具备开放、与外部环境相对较远、模块组合等特点。模块化、集约化的空间与设备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强化企业主的统一管理与调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成本,便于日后进一步灵活调整。这种棋盘布局的空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工厂的生产装配流水线的形式特点,突出团队合作的空间语义,用标准代替风格,用共性取代个性,从而也符合泰勒主义关于科学化管理的精神原旨。

10. 上图为芝加哥录音机公司地区经理的独立办公空间, 照片摄于1941 年;下图为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会计部门基层职员的办公空间,照片摄于1940 年。图片来源:根据办公室博物馆在线档案整理。

现代办公室设计的三重目标曾被归纳为:“提高高效的办公功能,提供舒适的员工体验,保障伴随公司成长与变化的空间灵活性。”[38] 不论是工厂还是办公室,尽管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两类场所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都是工作的物理环境,因此对于两者设计的方法原则,也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围绕这一目标,办公室设计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何种设计最能体现工作的属性;二是不断实践何种设计最符合员工的行为模式、心理需求、精神满足以及身份认同,从而更好地投入工作当中。换言之,将雇主与雇员、效益与满足等矛盾双方也包涵在内,办公室设计有待处理的主题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作、人、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20 世纪40 年代初,薪酬、福利、晋升等机制被视为企业吸引员工的传统资源,而办公空间及其设计则很少被视为企业的有形资产[39] ;但这种观念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得到迅速改变。英国设计史家弗蒂研究发现,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西方社会的行政人才市场供过于求,改善雇员的工作环境、对已有办公空间进行重新装修或设计改良成为当时吸引人才的主要手段之一。[40] 直到今天,办公室设计对人才的吸引以及企业整体文化形象的传达仍具有无法忽视的优越性。办公空间具有已被广泛证明的“场所效力”[41],用来改善工作环境的投入,是企业用来优化员工表现的最有效投资之一。到了20 世纪60年代,空间与行为的关系,逐渐进入环境心理学家的研究视域。“所有的社会互动都会被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影响。”[42“] 物理环境规定了行为模式的背景,它表征了社会规则、习惯及其主流期望的部分特征,亦可用来定义社会交往的性质。”[43] 实证主义研究者已经发现,基于办公用途等工作场所的物理空间设计,将对员工的认知、行为、情绪以及心理等层面产生潜在且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方式、群体凝聚力、友谊的形成方式、亚群体等”。[44] 研究认为,人们对某一环境的偏好与好感,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维度来实现:“复杂性、神秘性以及关联性”。[45]

空间设计的复杂性主要指涉视觉感知的丰富程度、装饰物类型以及所涵盖的信息级别等,它有利于激活人们的情感接受;而关联性则代表了秩序、清晰以及整体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于空间整体情感感知的正面评估。[46] 环境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空间设计更倾向于自然元素而不是人造感太明显的设置(包括布局与物),因为前者代表了天然的秩序感与完整性,而后者则被视为对空间整体感的破坏。开放的空间与组合的家具成为20 世纪后半叶办公空间的主流形制,也是因为有利于表现出统一的空间整体以及模拟了自然界环境。在美国城市规划设计师怀特的经验研究发现,人们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行为,是丈量评价空间设计质量的最直观方式。[47] 人们的脚只会选择那些方便的、舒适的、宜人的空间行走。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瓦因曼博士的研究还指出,细微处的设计改造即能很大程度地提升用户体验,增加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及其利用率。[48]

研究表明,物理环境对个人心理的干预一般导致两种行为模式:趋近式行为或避免式行为。[49] 前者包括空间对行为产生的所有积极效应,比如高效、放松、归属感等;后者则所指相反,即所有消极反应,诸如厌恶、懒散、紧张等。环境对员工心理以及行为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的满意度、对职业的幸福感、以及对企业雇主的忠诚度等几个方面。[50]

办公室等服务行业的实体空间的功能而言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影响行为,一种是创建形象”[51]。通过对空间环境中各种要素人为控制与设计:光环境、声环境、色环境、物环境以及空间环境包括布局规制、路线引导等,对内实现对员工行为的高效化组织与有效化引导,从而对外创造出符合企业发展立位与战略方向的整体文化形象。20 世纪90 年代,中央商业区域的空间属性与其工作性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新时代特点:“创意的、反思的、灵活的、问题导向的、自治的、正规、客户为中心的。”[52] 这些新特点的出现,不仅是企业组织结构更新的结果,也是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设计创新的产物。就办公室这一企业存在元素看来,物理层面的设计与非物质层面的改造息息相关,两者互为促进关系。达菲将办公室的设计创新视为从根本上改造企业与组织整体形象、打造整体化企业文化、以及输出其核心价值观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办公室设计使得组织能够掌控企业变革过程,设计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强大、最持久、最可持续性的媒介与途径;没有任何一种沟通手段比物理环境更有表现力地、更强烈地、更稳定地表现出企业的价值观与发展愿景。”[53]

办公空间的设计不仅生动言说了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成败”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如果物理环境因素没有被考虑在内,组织变革过程则可能失败。”[54] 研究表明,办公空间的符号化设计策略对雇员的影响力要远小于对公司文化的塑造作用[55],例如办公空间设计精心呈现的企业文化对来访者、客户等非企业人员的效用更为明显[56],属于显性符号系统,但对于内部员工而言,符号系统的意义阐释机制则大部分失效了。

尽管办公空间并非企业产品及其服务生产与制造的第一现场,但它的存在及其方式却对客户对其企业产品及其服务质量的感知效果、满意程度、认知水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诸多学者[57][58] 的定量研究证实。不论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是否为了凸显统一清晰的企业形象而故意为之,客户群体在进入企业办公空间时总会潜意识地寻找了解企业信息的细节线] ;尤其在客户与员工共同参与的服务空间类型里,例如机场、酒店、银行、学校、图书馆、医院等,由于办公空间本是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场所,对外宣传并非其主要职能,因此也更被客户视作企业状态的真实表征之一。

以效率为代表性诉求的现代性,以及以性别差异为典型的等级性,在当代以及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趋势里,将以“暧昧气质的公共空间”作为主要呈现形式。宏观层面上,它仍然言说的是男性气质明显的、社会空间的精英文化。以办公室作为文本,现代性在空间、家具、光环境、装饰等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现出它独有的理性魅力;微观层面上,在办公空间的诸多设计实践里,各种无法规避的等级性被设计转化为柔性的、彰显多元主义价值的各种差异,职位的、行业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各种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呈现于视觉表面了。

奥尼尔等人曾在针对悉尼中央商业区域办公空间的研究指出,“悬而未决的公共性”是当代新型办公空间设计的显著特点之一。[60] 对内而言,办公室设计最大程度地消融边界与隔离,致力于打造整体化的通透感,在企业内部形成黏滞的团队关系与统一的组织凝聚力;同时对男女两种职员而言,空间的划分、位置的规划、光线条件、隐私性等仍有显在的差距;对外而言,当代办公空间设计仍然旨在营造出社会精英人群专属的社交与工作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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